中国酒史：文化的脉络
受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人伦色彩的熏染，文人们对于离别的伤感吟叹，从来都表现得十分强烈。以酒饯别、因酒怀人，更为这种黯然伤魂的情感体验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如果缺了酒，中国的文化史将如何书写？
既载清酤，赉我思成—锚定礼制与传统的酒
夏商周三朝，被中国传统史学家称为“三代时期”，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绵延近1800年，然而有确凿文字与铭文器物可考据的历史，则要源于商。商人性格活泼，注重感官享受，殷墟妇好墓挖掘出的210件礼器中，仅酒器就有方彝、尊、献、壶、爵等15种175件，占全部礼器74%，酒器在墓葬中的批量摆置反映了商人重酒的风气，并且在摆放位置上也凸显尊贵。《诗·商颂·烈祖》中强调祭祖时美酒的重要性“既载清酤，赉我思成，亦有和羹”。可见早期的祭祀离不开酒，而祭祀时候的饮酒也有特别的规定，一般先有巫师或祭司饮酒，传达神灵的旨意。
在饮酒礼仪上，《礼记·曲礼》也严格按照长幼尊卑之序进行了规定：“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未举爵，少者不敢饮。”甚至酒器的摆放也有严格规定：《礼记·玉藻》中有“惟君面尊”一说，后大儒郑玄解释为，宾主相会于庙堂前柱廊之下，饮宴之时最重要的贮酒器就必须面向尊者，主宾之间即便敬酒，也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就记载周天子设酒宴款待晋侯，特意允许晋侯回敬以为恩宠。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一落千丈，随之的春秋战国时代为中国政治社会与经济格局发生大变动之时期，战争与外交冲突频繁，商业、农耕与军功之勃兴，促使社会阶级流动性骤然增强，也使原有的世系贵族分封制度难以维系，“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是个人生活自由化与诸子百家、各类政治哲学理论兴盛的景象。春秋战国时代的饮宴突破了拘谨死板的周代礼仪，《晏子春秋》卷一《内谏篇上》就记载了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而《史记·滑稽列传》中，齐威王曾询问“身不满七尺，滑稽多辩”的客卿淳于髡酒量如何。善辩诙谐的淳于髡回答说，如果是齐王在宫闱之中设宴，礼仪严格，自己饮一斗即醉；假如是旧友重逢，互诉衷肠，则酒量可以上升至五六斗；但若是乡间俗宴，男女杂坐，彼此敬酒，席间还有六博、投壶一类的游戏可做，呼朋唤友，相邀成对，握手言欢不受处罚，眉目传情不遭禁止，席间女宾的钗环狼藉满地，如此乐不可支，那么即便饮尽八斗之酒，醉意也只有两三分。
西汉立国早期推崇黄老之学，休养生息，然而儒家作为“官学”的地位却不断上升，要求恢复三代之礼，但包括酒礼在内，汉代宫室朝堂典章制度却沿袭秦代，大大简化。
中晚唐时代的饮宴会集，宾主之间的“献酬”（敬酒）极为自由，席间所有宾客皆饮一杯，称为“一巡”；每巡最后一人必须连饮三杯，称为“蓝尾”；唐人举酒相敬，有“蘸甲”的风俗：敬酒时，以指甲伸入杯中略蘸，再弹出酒滴以表敬意。
到了元代，中原酒风为之骤然一变，由赵宋王朝时期的文弱细致，变得粗犷豪放。
与秦汉、唐宋帝国截然不同，取代元帝国、复兴中原的明代从诞生伊始，就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宪宗成化年间，亦制定八股取士，典章制度遂以繁琐死板著称。仅宫廷宴乐一项，按规格就有大宴、中宴、常宴和小宴之分。筵宴之前，礼部要开具预宴官员职名、画位次呈报皇帝阅览，皇帝批准后将所画宴图悬挂于长安门示众，然后由光禄寺按鸿胪寺所开送的职名、班次制作贴注，以官品次序贴于筵席席端。宴席开始，宫廷教坊司需跪奏一曲“炎精开运之曲”，这时所有预宴官皆跪，待皇帝饮毕，文武百官四拜而起，回到座位，各序班官员方进群臣酒盏（群臣自第二爵起方可饮酒）。从第二爵酒开始，皇帝饮酒时群臣不必下跪，但需候皇帝举饮后，群臣才可自饮。
壶中岁月长—酒与士人的精神世界
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中，饮酒之风虽然兴起于汉代，但只有到了东汉末期与三国魏晋时代，才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特征，并与创作发生紧密联系。
魏晋时代，政治变故频繁，社会动荡加剧，传统士大夫一方面以玄学清谈逃避现实政治，一方面求助于药石醇酒，以放荡狂怪之风自我标榜。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多好老庄之学，追求“形神相亲，造化同体”的物我两忘境界，这种境界只有通过药石与酒的催化方可达到。在“七贤”的示范下，魏晋名士无不以豪饮放诞为标尺，晋元帝太兴末年为吏部郎的新蔡阳名士，“八达”之一的毕卓，曾因盗酒而被邻居绑缚于酒瓮边，他常对左右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在此大动乱时期，酿酒业所代表的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兴盛，于传统史家看来则是正统陵夷、纲纪不振的乱象，此时期史家记述中昏君之多，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多以暴虐奢靡好酒为特征。
唐宋之间，在酒和升平气氛的烘托下，文人学士的游宴活动成了盛唐气象的点睛之笔。法国汉学家华蕾立认为唐代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继承魏晋风雅，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雅化；以日常交游和诗酒唱酬为主的宴游之乐深刻体现了政治朋党和文学集团的产生，标志着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自觉，以及社会精英生活方式向下层的大规模辐射。到了春日融融、百花绽放的季节，则是唐代文人士大夫结伴出游，饮于郊野的时候，出游之时，每人都携带酒器、图障（带有绘画的小型屏风）、软榻、酒器与钱绢等物，一遇可休憩之胜景，就将酒具挂起，就地扫取落叶断枝，生火暖酒，酣饮之余吟诗遣兴：一如白居易笔下“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的描写。与唐代相比，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更为强烈，“同治天下”是他们自我砥砺的口号与追求的目标，曾力主变法，支持王安石的著名士大夫张载在与王氏同游湘东，抵达衡阳酃湖会宴时，仍不忘探讨强兵富国之道，并以酿酒之法比拟变法革新，留下了“美哉酃酒，与月同光。古酒新酿，振策家邦”的不朽名句。
浅斟低唱，百盏争锋—世俗化享乐中的酒
虽然中国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之久，但直到秦汉之交，中国进入大一统时代，曾作为庙堂祭礼的酒，才逐渐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俗世享乐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酒量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汉代酒风以一饮而尽为荣，称为“饮满举白”，主人好客待酒的风尚发展到极致，曾任河南郡太守的陈遵，为了让满堂宾客不醉无归，甚至命家丁将大门关上，并把来宾车轴上固定车轮的销钉（车辖）通通投入井中。西汉时代儒学初兴，男女之间尚未有回避制度，因而即便男客来访，女主人也可以亲自出面备酒陪饮，汉诗《陇西行》中就有“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武帝开通西域后，长安逐渐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的交流骤然升温，西域商人使节往来络绎不绝，许多人选择在长安定居，开办具有异国情调的酒肆，时称“酒家胡”。
唐代建立之后，随着城市功能性分区的诞生，都城长安出现了坊（居住区）与市（商业区）分隔发展的格局。长安之“市”分为东市和西市，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根据近代西安考古发掘结果显示，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24米，面积为0.92平方公里。
宋代的城市繁荣，使得酒肆与其他娱乐设施成为居民流连忘返的消遣之处，从官署获取经销权的酒肆称为“正店”，分销者称为“脚店”。在这种大规模酒肆之下，宋代城市中还有形制规模多样的各种饮酒场所，分别以饮食，装饰，价格甚至倡优脂粉为卖点。
宋代酒肆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办“开煮”与“卖新”两大活动，前者为酝酿新酒，后者在于庆祝酒成，由官库牵头，动员女乐歌舞以及各类扮相之灶戏迎酒穿市，并在州府校场集中酒户所酿好酒，供官家品评赏赐，前三名以三丈余高的白布，上书“某库选到有名高手酒匠，酿造一色上等辣无比高酒，呈中第一（二，三）”。
随着饮酒成为中国世俗消遣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种依托酒宴的遣兴游戏也蓬勃兴起，成为中国酒文化的一部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文字游戏“酒令”，其萌芽也出于周代礼仪典章制度。
酒令形式丰富繁多，有些将之分为七类，包括词令、诗语令、花鸟语重令、般令、拳令、通令及筹令等，亦有将其分为通令、般令、筹令及雅令等四种。正式的酒令，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随着宴乐活动的频繁和规模化，唐人便设立了在酒席中主掌巡酒，主持酒间诗赋游戏，维持秩序的“酒纠”，而擅长诗文应对，遂成为“酒纠”所必须掌握的技能。
作为行酒令的工具，酒筹的出现也要追溯到盛唐时期。
除行令之内容千奇百怪之外，各种游戏令也逐渐成为唐宋以降酒席上的保留节目，诸如击鼓催花令。规则为用花一朵，令官蒙眼击鼓、其他入酒席者将花不断传递于旁座。令官喊停，持花未传出的一人罚酒，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曾用此令戏成七律一首：“击鼓当筵四座惊，花枝落蜂往来轻。鼓翻急雨山头脚，花闹狂蜂叶底声。上苑枯荣元有数，东风去往本无情。未夸刻烛多才思，一遥须教八韵成。”第三、第四两句，描写击鼓催花的情景，极为传神。
酒为钓诗勾—沉醉中的传统文学创作
“吵彼高岗，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兑就，维以不永伤。”这首来自《诗经》中的《卷耳》，是中国现存最早关于饮酒的文学作品之一，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历史上，酒与士人吟咏结缘可谓一拍即合。“高祖回乡把酒唱大风”，揭开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序幕。而在这个以汉赋著称的文学创作繁荣期，使我们得以获取酒在中国古代世俗生活中重要地位的最早材料。然而直到魏晋时期，酒才开始借助士人的狂放任诞之风，成为文学创作中独特的精神映像。
本文来源：青岛原浆酒
